英国大革命 ：一场被建构的“温和革命”

首先就史实而言，英国革命绝对算不上温和渐进的，除了处决国王之外，英国内部也出现了凶猛的平等派运动，在爱尔兰甚至也出现了旺代式的屠杀，如果就内战而言，那么英国革命甚至比法国更加激进，因此除了近乎想象的联邦党叛乱之外，法国并未发生真正意义的内战，但是所有这些史实要么按照王明珂的说法，被“结构性遗忘”了，要么经过保守主义的解读，被重新赋予了传统价值观的正当性。

对于英国革命的保守主义解读并非后世的发明，在1689年1月，佩蒂特便在演讲中强调：“政府的源头来自于日耳曼……国王应由教士和人民来选举……国王要宣誓维持教会，公平裁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要践行正义。”按照这种说法，无论是詹姆斯二世还是之前的查理一世都违背这份契约，因此才会遭致不幸的后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种修辞，与其认为国王违背的是后世所称的社会契约，不如说是英国的历史传统。在佩蒂特的这种叙事下，1688被容纳进1066、1215以来的漫长传统之中，在英格兰所发生的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而是让英格兰“再次恢复了自由”。

更进一步而言，不仅1688是被重构的，1215的大宪章本身就有“回溯性幻象”的意味，这种“回溯性幻想”或者“传统的发明”并不意味着大宪章本身是被“想象”出来的，而是说大宪章的起源意义可能是被之后的保守主义者“赋予”的，不是大宪章造就了保守主义，而是保守主义者创造了大宪章的起源意义和正当性。总而言之，英国革命本身是多种势力交织在一起的，然而当这场革命结束时，曾经的革命者通过“结构性遗忘”和“回溯性幻象”创造了一套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对英国革命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从而创造了英国革命的温和神话。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英国革命在事实上无法摆脱激进主义一样，保守主义在叙事上对于激进主义的叙事也并非随着光荣革命而宣告胜利的，保守主义叙事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是在18世纪末期。大革命的爆发不仅改变了法国自身的社会秩序，同时鼓励了英国的激进派，促进了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新社团的出现，他们将成员扩展到更低的社会阶层，他们因此被称为英国雅各宾派。约翰·卡特赖特宣称：“法国人不但伸张了他们自己的权利，还促进了全人类的普遍自由权利！”普莱斯则认为：“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时刻！我如此感恩，在我有生之年可以亲眼目的……你看，这个自由理念我们好像已经丢弃许久。”

当然激进派的主张并不是被大革命创造的，而是早已潜藏于英国社会之中的。在1789年以前，英国社会中已经产生了激进主义和新的政治文化，18世纪晚期，英国人口迅速增长，尤其是伦敦已经接近100万，这是庞大中产阶层的经济基础，然而彼时的政治体系使得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从大地主转移到城镇阶层身上，贫困的劳工阶层面对物价上涨、工资水平下降却无法得到保护。反对者主要来自英国中等阶层，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使得工匠也加入了他们，中产阶层创建了兼具政治性和教育性的俱乐部和社团，并形成了全国性的沟通网络。

约翰·威尔克斯领导了18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请愿运动，之后克里斯托弗·怀威尔发起了联合运动，他们利用伦敦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出版业、俱乐部和社团，将政治活动价联合起来，并将宣传传播到更广泛的公众中。稳健的改革者要求限制王室庇护权，减少其对议会组成及活动的影响，但其他改革者认为这远远不够，他们要求通过议会改革保障对臣民自由权利的守护，著名的议会改革六点方案总结为：普遍男性公民选举权、议会年度选举制、选区平等制、无记名投票、废除下议院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被称为英国雅各宾派，但是他们与海对岸的同侪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激进主义者认真考虑过让劳动阶层获得投票以外的积极参与权，政治改革植根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他们反对大地产精英，希望增加自己的政治权力，但是并不希望穷人来管理国家，也不愿意让穷人进入下议院，他们没能团结贫困民众参与到议会改革，也没有试图利用群众游行向政府精英施压，或者来一场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他们甚至很少和工人团体联系，只有零星的政治家表达了对群众运动的赞赏。此外，虽然他们对世袭的头衔、特权加以谴责，但是他们不愿意直接攻击君主制或贵族制，害怕引起有产精英的敌视，他们也始终相信理应由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人来领导民众。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激进派甚至没能创造出一套与保守主义相竞争的话语。约翰·卡特赖特认为他们的主张不是一种创新，而是恢复久远的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民主传统，更为成功的是理查德·普莱斯，他反对将改革合法性诉诸于英格兰古老宪法体制，而从启蒙和自然权利的角度进行论证，强调所有成年男性都应当（ought）拥有这些权利，因为人生而平等，具有共同的人性。但是与此同时，普莱斯也未能彻底抛弃历史论证，只不过将其对象从古老宪政转换为光荣革命本身，在他看来光荣革命中已经蕴含了宗教自由、反抗暴政的权利，但是未能在18世纪实现，因此现在是时候兑现他了。总体而言，当激进派论证自己的观点时，他们甚至无法脱离保守主义的历史框架，这本身或许就说明了光荣革命后保守主义叙事对英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在另外一边，保守派一开始对大革命持观望态度，甚至乐于见到政治变动进一步削弱法国，只有埃德蒙·柏克率先认识到其中的危险，他在1790年初出版了《反思法国大革命》，而伴随着1792年革命的升温，一大批保守主义的政治家开始追随柏克，他们警告道：大革命立足于最抽象的普世原则、最狂热的理性思辨，他们忽视了自然秩序、人性弱点以及历史经验，这将导致社会走向无序，并最终导致独裁专制，柏克将革命者评价为“放肆、残忍、野蛮的群众”“一群绝望的无名的冒险家”，认为他们摧毁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教会体制，并进一步导致对私有财产的掠夺。

除了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之后，同样著名的还有约翰·鲍里斯的《对托马斯·潘恩<人权>的抗议》、威廉·普莱费尔的《议会改革不可避免之后果》。他们也模仿雅各宾派，组织了保守派的社会组织，推出自己的书籍、小册子、诗集、流行民谣、小说和政治漫画。最广为流传的是汉娜·莫尔的《便宜小智库》丛书，截至1798年这套丛书销售了200万册，许多有产者将他们带到车间、学习、军队、济贫所，向底层民众灌输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为了将英国大众转化为富有战斗精神的效忠派，保守派知识分子采用了简洁而激昂的写作风格，从而使得民众决心捍卫现有体制和传统价值观，抵制激进分子。

1792年5月21日，政府发布了一份王室公告，抵制煽动性的政治宣传，全国各地起草了386份效忠国王和宪法的宣言，底层民众不是社团的激进分子，但也一定回去支持效忠派的宣言，因此总体而言，效忠派社团比激进派社团数量更多且更受欢迎。效忠派社团存在的时间不长，因为激进派势力很快被他们消灭，效忠派也就解散了，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战争动员上，构成了志愿军的基础，并提供物资，直到1804年英国面临入侵时他们已经达到45万人，他们不仅是维护秩序的警察武装，更是保守主义的宣传工具，进一步证明了有产阶级的重要性。

保守派的意识形态话语首先论证了英国政体的正当性，他们认为变革只会像大革命一样摧毁秩序，因此他们反复挖掘九月大屠杀、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以此证明的革命的恐怖与无序，并且加剧了穷人的困境，英国的激进派被他们描述成嫉妒、危险的野心家、煽动家，他们所要求的议会改革被视为君主制和贵族制灭亡的第一步。他们将英国视为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优势的混合，由国王、上议院、下议院共同组成，有产精英认真履行自己的指责，为穷人提供保障，而穷人则没有稳定的利益，并且孤陋寡闻，随时可能被煽动，因此拒绝赋予他们选举权是合理的，他们更需要接受有产精英的指导，培养节制、节俭、勤勉、顺从和谦恭的美德。

保守派的另一个目标是否定激进派的理论基础，他们不认可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学说，也反对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选举权，他们认为人与人在身体、心智和出身上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因此也就不能要求国家权力分配的平等，只有少数具有足够智识和能力的人才能参与政治，而天赋差的人就应该服从天赋高的人，而不能试图摧毁社会的自然等级，使用激进和暴力的方式强行建立一个不自然的平等秩序。而政府的意义就在于保护私有财产、维护自然社会等级，抑制人的自私与狂热，政府的权威并非来自于社会契约，而是特殊的历史与经验，这种经验远远比理性可靠。

总而言之，大革命没能帮助激进派争夺政治上的话语权，反而强化了保守主义叙事在英国的统治地位，那些认为“民众应该接受精英的庇护与教育”的观点反而在英国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对于大多数英国民众而言，大革命的意义不在于鼓励他们向压迫着他们的国王和贵族宣战，而是提示他们，是时候再一次拿起武器捍卫英格兰的“古老自由”了。至于激进派，他们本身就是保守主义叙事的囚徒，我们很难奢求他们能像海对岸的同侪一样与旧世界彻底决裂。

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英法革命之间的区别完全是被保守主义者建构出来的呢？恐怕也很难这么讲，因为在革命进程之中，英法革命确实存在着重大的区别，比如在法国，没有人认为路易十六应该无罪释放，他们纠结的只是死刑还是无期徒刑，同样代表们也没有因为宗教而产生分裂，他们都认可没收教会地产是革命事业所必需的。

当然更重要是历史叙事上的区别，在大革命前夕，“守卫古老自由”的叙事同样存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布里教士的历史叙事，在他的叙事中，高卢最初是自由的，法兰克的贵族与君主奴役了高卢的自由，因此现在是时候重返高卢时代了。而高等法院则是封建自由叙事的拥护者，他们从贵族的立场出发，要求国王遵守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在旧制度晚期，高等法院一直是王权最有力的反抗者，然而随着他们宣布三级会议应当按照1614年的形式召开，他们几乎在第一时间被抛弃了。到了1790年的联盟节，即使是支持君主立宪的斐扬派也不再强调古老的历史传统，而是欢庆祖国的新生。在英国，“古老自由”的历史叙事艰难的战胜了激进主义叙事，而在法国，他几乎在革命一开始就被抛弃了。

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革命”一词的原意是一种天文现象，引申到政治领域意为循环往返，从这个角度而言，“光荣革命”的本意应该理解为“君主制恢复了正当性”，而更加有趣的是，随着“革命”一词被法国重新定义，在今日的保守主义叙事中，光荣革命被理解为“温和而不流血的革命”，在这种变迁中我们能够看到激进派对于政治话语的冲击，以及保守主义解释在相应话语调整下的不变性，这种变与不变，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英法革命在叙事上的重要注脚。

总而言之，对于英国革命的理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事实层面的英国革命、1688年对于英国革命的叙事、1792年对于英国革命的叙事。就事实层面而言，英国革命同样混杂了温和与激进的多重因素，但是在1688年的定性，“捍卫古老自由”的保守主义叙事在竞争中胜出，艰难的战胜了激进主义叙事，并进而影响了之后一个世纪的英国政治文化，而1789年的大革命则极大的加快了这一进程，埃德蒙柏克等保守主义政治家以大革命为他者，彻底确立了保守主义叙事在英国的统治地位。

最后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在于，这是否意味着“温和渐进”只是被虚构的神话，因此没有任何意义呢？从记忆史的角度而言，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下午周海燕老师在《史料、社会建构与行动：口述史的三重理论向度》讲座中所提到的一个观点，就历史叙事而言，比起争论“谁的表述是真实的”，我们应该关注“权力话语与知识界公共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本题而言，与其讨论“温和渐进”的保守主义叙事是否正确，不如观察这种“温和渐进”的保守主义叙事是怎样影响18世纪甚至之后的英国历史进程的，如果说在林亨特看来，是雅各宾派的演讲塑造了大革命的话，那么埃德蒙·柏克也反过来重新塑造了英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