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史：上海的隐秘战线与经济突围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始终处于金融战线前沿。从建党初期的金融启蒙，到抗战时期的地下金融，再到解放战争中的金融突围，近代上海红色金融实践为我们党的事业发展不断“造血”“输血”。

金融觉醒——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此时，党的组织尚处萌芽阶段，财政拮据。会议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资助，缺额部分由上海地方党组织四处筹集。来自莫斯科的资金汇入远东银行，再交给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最终由马林亲手转交，构建起我们党早期的国际金融通道。

不过，红色金融工作探索并未止步于“接受外援”。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工作期间，一方面积极争取国际援助资金，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推动党内自行筹集经费。他倡导通过宣传义演、出版募款等方式筹集经费，逐步形成依靠人民群众的多元化筹资路径。

我们党对红色金融工作的重视还体现在早期组织建设中。1921年底，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着力于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并指导党员们在金银业、银行和钱庄等机构中开展地下工作。大家以工人夜校、读书会等为载体，向银行职员、钱庄学徒等传播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剥削本质，唤醒金融从业者的阶级意识。

1922年9月，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成为我们党在上海金银业中建立的首个工会性质组织。次月，在俱乐部主任张人亚的领导下，工人发起罢工，提出加薪、缩短学徒年限等诉求。这场历时28天、动员2000余名工人的罢工，引发上海乃至全国舆论关注，印证了金融业是我们党最早领导工人运动的领域之一。

1925年，“五卅惨案”的爆发进一步锤炼与提升了我们党的群众动员能力，上海总工会应运而生。同年9月，上海总工会制定“一日捐”管理办法，成为我们党早期财政动员制度化探索的重要代表。

金融博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们党的金融工作转入地下，进入隐蔽斗争阶段。这一时期，红色金融工作呈现出更强的策略性，逐步形成了横贯白区与苏区的秘密经济网络。

为应对白色恐怖，中共中央部署建立秘密金融体系，借助商号、旅馆等合法形式开展隐蔽工作。1928年，周恩来安排熊瑾玎在上海设立福兴商号，以经营纱布为掩护，实为筹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在上海创办的广大华行，依托遍布全国的邮购网络及分支渠道，秘密开展法币、美钞和黄金的兑换与转汇，为我们党积累经费。这一实践成为探索“自我造血”机制的重要尝试。

1936年2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后改组为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聚集银行、商业、保险等业界爱国青年，包括陆志仁、沙千里等人。“职协”坚持合法抗战方针，在南京路等地积极组织募捐、慰问难民活动，并通过演讲、发放传单等方式进一步联系市民，有效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

1936年10月，金融界进步人士张承宗组建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号召逾万银行职工投身抗战救亡，并向根据地积极输送优秀骨干力量。在“银联”内部，中共地下党组织成立党的银行支部，逐步将其打造为白区金融系统的红色堡垒。

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转移至陕北延安，但当地物资极度匮乏，财政状况十分紧张。1937年初，一笔凝聚着国际工人阶级深厚情谊的资金从法国秘密运往中国，用于支持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毛泽民受命前往上海，凭借丰富经验成功将资金转运至延安。

金融暗战——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金融系统被日伪政权控制。面对严峻复杂的局势，中共上海地下党迅速行动，深入银行、保险、钱庄、银号等行业系统，动员金融从业者团结抗战。

比如，上海银钱业同人战时服务团广泛动员职工及眷属投身支援前线工作，还组织活动募集棉背心、军鞋、急救包等，邀请知名学者讲解战时经济形势，增强人民群众对抗战时局的理解与信心。“银联”还创办《银钱报》，及时报道银钱业实际发展状况，并面向广大职工群众深入宣传进步思想。

1938年7月，在中共地下党推动下，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成立。“保联”创办月刊，宣传抗战思想，推动形成统一战线，呼吁增强民族保险业的自立能力。同时，党组织在“保联”内部秘密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力量。部分成员奔赴根据地，成为新四军战士。

皖南事变后，我们党在长江水系和海上通道的交通线遭遇严重破坏，资金物资转运工作面临空前困难。此时，广大华行再次被赋予重要任务，负责沦陷区与华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金融协调，成为中共维系敌后金融联系、保障根据地经济命脉的重要支点。

1943年春，在周恩来直接部署下，广大华行创办民安产物保险公司，表面从事航运保险业务，实则承担传递情报、建立秘密交通线、筹措经费多项任务。公司通过拓展国际再保险业务积累盈余资金，投入黄金与外汇市场获取收益，再以此为担保从中央银行获取贴息贷款，进而开展隐蔽放贷，将资金不断地输往地下党组织和抗战前线。

金融突围——

抗战胜利后，上海成为国共两党金融战的核心战场。国民党通过货币超发、物资管制等手段强化经济控制；中共则依托抗战时期建立的地下金融网络，迅速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解放战争初期，苏北解放区运来秋收的棉花、生油，在上海销售后所获款项存入同庆钱庄。同庆钱庄创办人之一曹启东利用自己在商界的特殊身份，积极筹措药品、食品等经费，并协助将金圆券秘密兑换为黄金，有效规避货币贬值风险，支援解放区经济建设。

1948年，金圆券加速贬值，国统区经济濒临崩溃。1949年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与上海分行同步设立，立即启动金圆券收兑工作。军管会发布“金字第一号令”，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6月5日前全面废止金圆券，并采取不设上限、无差别收兑政策，提振民众信心，稳定经济预期。

在接管金融机构方面，一批地下金融工作者发挥了关键作用。曾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职员的冀朝鼎，早年即为中共秘密党员，长期向党组织提供经济金融情报、筹措紧缺物资。上海解放次日，他身披解放军军装，作为军管会代表接管中国银行，为金融体系平稳过渡提供了有力保障。

受上海军管会委任，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广大华行副总经理杨延修负责组织工商界核心人士召开座谈会，专题研讨整顿私营经济、恢复市场秩序的路径。会议引导私营企业逐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与制度调整，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刘莉亚，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汪婵）

原标题：《从法国秘密运来的这笔抗日资金，靠谁转运至延安》

栏目主编：王珍 题图来源：图虫 图片编辑：苏唯

来源：作者：刘莉亚 汪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