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历史题材的当下性不是强行借古讽今，而是要找人性共鸣

【文/新潮观鱼 严珊珊】

近日，在2025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文学之光、影视闪耀——最具转化价值文学IP推介会”上，著名导演谢飞、作家马伯庸、《北上》作者徐则臣等发言，从站在文学肩膀上攀登、历史文学的“当下性”思考、文学和影视化的实证主义角度，探讨文学与影视作品的百年共生。

马伯庸认为，创作者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机械地“借古讽今”，而是在古代题材中找到当下性，找到与当代人情感相通的人性元素。

徐则臣用实证主义阐述自己的创作态度，强调敬惜字纸，“硬知识不出错”是创作者应该坚持的底线，“如果创作者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影视语言，观众也会抛弃你”。

谢飞：1992-1993是中国文学改编电影的“终极胜利时期”

1965年，谢飞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并留校任教，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他执导的《湘女萧萧》《本命年》《香魂女》在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都是响当当的作品，这些作品均改编自文学作品。

“我所有的创作中只有3部电影是原创电影剧本，说我的影视创作是站在文学肩膀上的攀登，完全正确。”

83岁的谢飞导演为了这次发言专门找DeepSeek帮忙：“我说我要讲电影和文学，怎么能讲得生动？没想到它（Deepseek）给了我很多建议，其中有一个1950-2023年文学改编电影数据图谱，看来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是文学改编传统的黄金期，后面是商业化、网络IP化的东西进入了。”

“DeepSeek说文学改编电影的‘终极胜利时期’是1994年，当年有三部电影角逐奥斯卡——《肖申克的救赎》《低俗小说》《阿甘正传》，其实我联想到的比这个还早。1992年9月，（张艺谋执导）改编自小说《万家诉讼》的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1993年2月，我根据周大新小说改编的《香魂女》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1993年5月，陈凯歌根据香港作家李碧华小说改编、芦苇编剧的电影《霸王别姬》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我觉得小说和原创编剧者贡献非常大，共同垄断了一年内三大电影节金奖，这是一个终极胜利时期。”

这位8旬电影人积极研究AI时代的新变化，称自己想出来了两个词——“网络视听戏剧”和“融合故事宇宙”。他认为，影视人必须要思考和回答网络时代的新课题。

“过去和现在拍摄电影或电视、网络系列剧，投资很大，费工费时，是一个产业。但是可以预见，未来的AI将会改变这一切，简化这一切，以至免费，甚至一个人就可以做成一个制片厂。我们这些中等智商的导演们，还是要站在文学的肩膀上继续攀登，而高智商的作家或者剧作家们，他们可以直接用AI制作手段，把他们晕染、想象、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制成视听为主的艺术作品。现在是编导合一，作家以后甚至能把作品写成视听小说、视听作品，我觉得很快就能成为可能。”

他给台下的文学影视创作者、制作公司和视频平台负责人提出建议：“如果作品在网上有市场、有收入当然好，如果没人理会，没收入也不要怕，只要是好作品，也可以像曹雪芹、梵高一样，只给自己欣赏，给好友知音欣赏，照样流传千古。”

马伯庸：创作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古代题材中找到当下性

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的荔枝》，都在用独属于马伯庸的叙事方式告诉观众：历史不是冰冷的过去，而是可以触摸的当下。

马伯庸表示，作为历史题材作家，他经常会被读者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看历史小说？历史上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故事里的人已经都死掉了，我们作为现代人读这些历史小说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马伯庸分享了一个切身经历，有一次，他参加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活动，主办方邀请他在馆里随便挑一件展品讲5分钟，他转了一圈，看到玄奘大师的图像，决定讲一个唐僧的故事，但不是唐僧取经的故事，是一个唐僧返乡扫墓、在父母坟头号啕大哭的故事。

“这让我们发现什么呢？玄奘大师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西游记》里懦弱的老和尚，也不仅仅是大唐《西游记》里面勇猛精进的求道者，他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对父母深切的眷恋。”马伯庸回忆道，他讲完那个故事，听的人很受触动，都给爹妈打了电话，也不说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简单的问候。

“我忽然发现中国古代和今天彼此之间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的缺失。玄奘和这些年轻人身份天差地别，为什么他的故事就能够感动这些年轻人？虽然社会制度在变，科学技术在发展，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变，就是人性。”

马伯庸认为，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当下性，不是追求借古讽今、借古喻今，强行把现代的理念放到古代去，而是要在古代的题材中找到当下性，找到和现在人的情绪能够相通，能引发共鸣、能被当代人所激活的题材。

“换句话说，我们只要吃透人性、理解人性，能够看懂古今之间的人性共鸣之处，我们就能够在历史文学的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深刻，能够写出更多让当代人感同身受，让当代人产生情感共鸣的古代故事。”

徐则臣：我是实证主义者，希望写的东西在硬知识上不要出问题

今年3月，改编自徐则臣小说《北上》的同名电视剧播出后，运河少年的成长故事引发讨论，将地域文化符号转化为时代与个人命运关系叙事，引发了不少人的情感共鸣。

作为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徐则臣的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9年，其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他在扉页上写下“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北上》除了改编成电视剧，还改编成了话剧、音乐剧。

谈起徐则臣的创作风格，业内都知道他爱考据，非常注重史料和细节的真实，不希望影视化作品对文本的细节真实有损伤。

“在写作上我的确是个实证主义者，我写的东西，在我能力范围内尽量让它落实，让它在硬知识上不要出问题。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内容跟现实之间的关系有时要对应上，需要实实在在的东西，否则若干年以后以讹传讹。”

“《北上》第一版出来里面有一个细节，1901年一个中国的翻译带着一个意大利人经过吴承恩的老家，翻译跟意大利人说这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老家。作协副主席邱华栋看了小说跟我说，这地方不对，1901年基本上没有多少人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到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如果在1901年就说它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老家是有问题的，我的第二版就改掉了。”

徐则臣提到，大家总认为小说可以天马行空，可以随便说，但是小说作为一个公共产品应该尊重基本的细节真实，“什么人读它，你根本不知道。如果专业的人一看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一部小说有三个细节让他觉得你在胡扯，你没下功夫，作者跟读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打破了。”

“其实看电影、看电视也是这样，如果你看一个电影、一个电视觉得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你就觉得这个导演、编剧，这帮演员有点敷衍了事。敷衍了事的一群人做一件敷衍了事的事，你就不会郑重其事地去看。我们一直说，我们写文章的要敬惜字纸，你如果不尊重自己的文字，你不要指望别人去尊重。如果搞影视的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影视语言，你连交代最基本的信息时都敷衍了事，我想观众肯定也会抛弃你的。”

徐则臣认为，无论是文学创作者，还是影视创作者，都应该尽最大努力让信息准确，“这也不是一个难事。我查一本书不行，查两本书，我咨询一个人不行，可以再咨询另外两个，能不能写好，能不能做好是能力问题，这里面硬知识出不出错，我觉得是态度问题。不管干什么，态度是第一位的。”